苏轼在科举考试中取得的成就之所以轰动，主要源于其多方面的突出表现和时代背景，具体可归纳为以下几点：

一、科举成绩的卓越性

双科同科及第

1057年，苏轼与弟弟苏辙22岁同科进士及第，成为历史上罕见的“双子科举”现象。 - 殿试表现：

1061年制科考试中，苏轼以“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”考入第三等，这是北宋开制科以来的最高等级，且自1061年至今无人再获此殊荣。

- 历史对比：宋代制科一、二等虚设，第三等实际为最高等级，相当于现代高考的“状元”。

打破常规

苏轼的成就不仅在于个人，更在于他打破了宋代科举的某些惯例。例如，制科考试中，他以“经术取士”科目中的“春秋对义”获胜，而非传统的诗赋或墨义。

二、个人才华的突出展现

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

1057年礼部考试中，苏轼的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以磅礴气势和深刻见解震撼主考官欧阳修，但因担心文采出自弟子曾巩，主动将第一名让给他人。 - 欧阳修后评价：“老夫当避路，放他出一头地也。”

春秋对义的独特优势

该科目以“大义”为考核标准，苏轼凭借深厚的经学功底和雄辩能力，在“经术取士”中脱颖而出，体现了其全面的文化素养。

三、时代背景与历史影响

宋仁宗时期的文化氛围

宋仁宗重视文治，推行“经术取士”以选拔治国人才，为苏轼提供了良好的考试环境。 - 仁宗曾称苏轼为“为子孙得了两个太平宰相”，足见其政治价值。

历史评价的延续性

苏轼的科举成就成为后世文人推崇的典范，其考试经历被多次学术研究探讨，如吴育、欧阳修等历史人物对其名次的争议，更凸显其影响力。

综上，苏轼的科举轰动既源于其个人天赋与才华的完美结合，也离不开时代背景的推动，成为宋代文化史上的标志性事件。